第二百二十七章 启程
出发的日子定在周一，但准备工作从周五就开始了。
邓枫花了两天时间把手头的事情交代清楚。德械师的事交给赵永明盯着，侍从室的文件交给林蔚处理，特别调查组的工作暂时由副组长代理。每一件事他都交代得很细，细到哪份文件放在哪个抽屉里，都写在纸上贴在了办公桌边上。林蔚接过那张纸的时候看了他一眼，大概是想说“您又不是不回来了”，但没说出来，只是把纸折好放进了口袋。
周六上午，赵永明到了南京。
他穿了一件灰布棉袄，拎着一个旧皮箱，站在侍从室门口，被卫兵拦住了。邓枫下楼的时候正好看见，让卫兵放他进来。赵永明敬了个礼，脸上有些拘谨。
“邓次长，我来报到了。”
“行李呢？”
“就这一个箱子。”
邓枫看了一眼那个皮箱。皮箱的边角磨得发白，锁扣也松了，用一根布条绑着。他想起自己在柏林读书的时候，用的也是这种箱子，装几件换洗衣服和几本书，提起来轻飘飘的。
“先放我办公室，下午带你去住的地方。”
赵永明跟着他上了楼，把箱子放在门后面，然后站在办公桌前，不知道是该坐还是该站着。邓枫指了指沙发，他才坐下来，腰杆挺得笔直。
“德械师那边，交代好了？”
“交代好了。”赵永明说，“技术军士的事，我交给王德胜盯着了。他是第一批里成绩最好的，人也稳当，应该没问题。”
邓枫点了点头。王德胜，他记得这个名字。考核的时候第一个进场，三处故障全找对了，组装用了不到十分钟。后来吴明德找技术军士谈话，别人都或多或少说了点什么，只有王德胜什么都没说，回来之后还把吴明德问的问题一字不漏地记下来交给了赵永明。这种人，少见。
“这次去德国，你主要是当翻译。你的德语怎么样？”
赵永明犹豫了一下。“读书的时候学过，但没怎么用过。日常对话还行，专业的军事术语怕是不行。”
“没事。到了那边，你先听，听不明白就问。德国人虽然傲气，但只要你肯学，他们愿意教。”
赵永明点了点头，但表情还是有些紧张。邓枫看着他，想起自己第一次去德国的时候，也是这种表情——又兴奋又害怕，怕自己德语不够好，怕听不懂课，怕被别人瞧不起。后来他用了半年时间把德语练到跟当地人一样流利，靠的不是天赋，是每天半夜躲在宿舍里背单词。那段日子，他谁都没告诉。
“下午带你去领事馆办手续。护照、签证，这些东西不能出差错。”
“是。”
中午，邓枫带赵永明在军委会食堂吃了一顿饭。食堂里人多，闹哄哄的，他们找了个角落坐下。赵永明端着碗，吃得很慢，眼睛不停地四处看。邓枫知道他在看什么——那些肩章上带着将星的人，那些在国民党军界呼风唤雨的人，他在报纸上见过他们的名字，现在面对面坐在同一个食堂里，难免要多看几眼。
“赵连长，”邓枫放下筷子，“你知道这次去德国，最重要的是什么吗？”
赵永明把目光收回来，摇了摇头。
“不是谈判，不是买装备。”邓枫看着他，“是学。德国人的东西，我们学回来，用在自己的部队里。你这次去，不只是当翻译，是去学东西的。生产线怎么布置，技术人员怎么培训，质量怎么控制——这些东西，能记多少记多少。将来用得上。”
赵永明愣了一下，然后用力点了点头。“邓次长，我记住了。”
下午，他们去了领事馆。办手续的人不多，等了半个钟头就轮到了。窗口后面坐着一个戴眼镜的中年人，翻着邓枫的护照，看了半天，又抬头看了看他。
“邓次长，您的签证还在有效期。赵先生的签证需要加急办理，大概三天。”
“能不能再快一点？我们周一就要走。”
那人犹豫了一下，拿起电话拨了一个号码，低声说了几句，然后挂了。“明天下午可以来取。”
邓枫点了点头。“多谢。”
从领事馆出来，天已经暗了。他们沿着马路走了一段，经过一个卖糖葫芦的小摊，邓枫停下来，买了两串，递了一串给赵永明。赵永明接过去，有些不好意思。
“邓次长，您也吃这个？”
“怎么，我不能吃？”邓枫咬了一口，山楂酸得他皱了皱眉，“在德国的时候，想吃这个都吃不到。那边也有糖葫芦，但用的是苹果，不是山楂，味道不对。”
赵永明也咬了一口，嚼了两下，笑了。“是酸。”
两人站在路边，吃着糖葫芦，谁都没说话。路灯亮了，把他们的影子拉得很长，投在青石板路上，一高一矮，像两根歪歪扭扭的电线杆。路过的行人看了他们一眼，大概觉得一个中将和一个少校站在路边吃糖葫芦有些滑稽，但没人说什么，匆匆走过去了。
吃完之后，邓枫把竹签扔进垃圾桶，拍了拍手。“走，带你去住的地方。”
住的地方在中山北路附近的一条巷子里，一栋两层的砖楼，是军政部的招待所。房间不大，一张床、一张桌子、一把椅子，窗户对着巷子，能看到对面人家的晾衣绳。邓枫站在门口看了看，觉得还行。
“赵连长，你就住这儿。明天收拾行李，后天一早出发。有什么需要，找楼下值班的。”
“是。邓次长，您住哪儿？”
“我住中山北路，离这儿不远。有什么事打我电话。”
赵永明点了点头。邓枫转身要走，他又叫住了他。“邓次长。”
“嗯？”
“这次去德国，您觉得能成吗？”
邓枫看着他。这个年轻人眼里的那点火，跟他在庐山的时候一样，没灭。但火光是火光，现实是现实。德国人愿不愿意给生产线，日本人会不会在背后捣乱，国内的政治斗争会不会影响谈判——这些东西，谁也说不准。
“能成。”他说，“去了才知道。”
他下了楼，走出巷子，上了车。车子缓缓驶出，他靠在座椅上，看着窗外的街景。天色完全暗了，路灯一盏一盏地亮着，把街道照得昏黄。他想起柏林，想起那些宽阔的街道、整齐的楼房、冰冷的空气。柏林也有路灯，但柏林的灯光是白的，冷冰冰的，不像南京的灯光，黄黄的，暖融融的。
回到公寓，他洗了把脸，坐到床上。明天还要收拾行李，还要去领事馆拿签证，还要跟陈诚通个电话。事情不多，但杂，一件一件做，不能乱。
他从枕头底下抽出那本《曾文正公家书》，翻到夹着书签的那一页。书签是一张旧车票，南京到上海的，不知道什么时候夹进去的。他看着那张车票，想了半天也没想起来是哪次出差留下的，干脆没想，把书合上，放回枕头底下。
躺下来的时候，脑子里还在想柏林的事。法肯豪森、施泰纳、毛瑟公司、克虏伯工厂。这些人，这些地方，他都很熟。但熟归熟，生意归生意。德国人不会因为他是柏林大学毕业的就给他打折，日本人也不会因为他们跟德国签了反共产国际协定就放过中国。谈判桌上，各为其国，谁都不会手软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