那年，我的大儿子刚满两岁半。
事情是从开春那会儿开始的。过年前我买了好些乌龟回来养，大大小小十几只，用个红色塑料盆装着，搁在院子里。我儿子那时候正是对什么都好奇的年纪，每天蹲在盆边看乌龟，小手伸进去戳龟壳，咯咯地笑。可没过多久，那些乌龟一只接一只地不见了。盆还在，水还在，就是龟没了。我以为是谁家野猫叼走了，也没太放在心上。
真正的怪事，是从一个晚上开始的。
那天夜里十点多，孩子突然从床上坐起来，眼睛瞪得溜圆，指着房间角落，撕心裂肺地哭。我把他抱起来，他拼命往我怀里钻，浑身发抖，嘴里含混不清地喊着：“怕……怕……绿色的龟龟……好多好多……在那里……”
我顺着他的手指看过去，墙角空荡荡的，什么都没有。
那时候他说话还不大利索，能把“乌龟”说成“龟龟”已经很不错了。可他反反复复说的就是那几句——怕，绿色的龟龟，好多。
我开了大灯，抱着他把整个屋子走了一遍，又去院子里看了一圈，什么都没有。可他就是哭，哭得上气不接下气，怎么哄都停不下来。一直到凌晨三四点，哭累了才昏昏沉沉地睡过去。
第二天白天倒是好好的，能吃能玩，跟没事人一样。可一到傍晚，太阳刚落山，他又开始哭，指着一个方向说怕。而且开始发烧。
我以为是受了惊吓，按老法子叫了魂。可没用。又去找了村里看事的瞎子，瞎子掐了掐手指，说得挺含糊，让我回去拜床头婆。我照着做了，烧了纸钱，摆了供品，还是一点用都没有。孩子每到傍晚就发烧，夜里就哭闹，反反复复，持续了将近一个月。
西药吃了，中药也灌了，烧退了又起，起了又退。镇上的医生说不出个所以然，只说可能是免疫力低，开了些增强抵抗力的药。可我知道不是那么回事。孩子每天哭的时候，眼睛都是盯着同一个方向，那种恐惧不是病痛能带来的，那是一种看到了什么东西的恐惧。
后来我想起来，我有个同学的母亲在隔壁镇做解阴债的法事，名声挺响。我特意买了东西登门去请，她答应来试试。那天她来了我家，烧了香，念了经，又在我家各个角落洒了符水，说是有冤亲债主缠着孩子，她已经解了。可当天晚上，孩子照哭不误。
我彻底没辙了。
那些天我瘦了快二十斤，每天傍晚一到太阳西斜，我的心就开始揪着，像有一只手攥住了我的心脏。我知道，再过一会儿，儿子的体温就会开始往上窜，那张小脸会烧得通红，然后他会哭，会指着空荡荡的角落说他怕绿色的龟龟。
我甚至开始怀疑那些消失的乌龟是不是真的死了，是不是死在什么地方变成了我不知道的东西，回来找孩子了。可这个念头太荒唐了，我不敢往下想。
直到我小叔生日那天。
那天是农历三月十二，我记得很清楚。小叔在镇上的饭馆订了两桌，一家人要去吃饭。我本来不想去，孩子那几天状态时好时坏，我怕路上闹起来。但婆婆说一家人好久没聚了，孩子偶尔换个环境说不定有好处。我想了想，还是去了。
吃饭的时候孩子还算乖，坐在我腿上吃了半碗饭，还冲服务员笑了笑。那是他这些天来头一回笑。我当时心里还泛起一丝侥幸，想着是不是这场折腾终于要过去了。
我们吃完饭回到家，已经是晚上八点多。隔壁院子里闹哄哄的，停着一辆我没见过的面包车，车灯开着，把巷子照得雪亮。我婆婆拉着我，压低声音说了一句话，我头皮瞬间就炸了。
“隔壁老黄家的孙子，就是那个八岁的男孩，今天下午走了。上吊死的。”
我愣在原地，以为自己听错了。八岁的孩子，上吊？
婆婆继续说，老黄下午在厨房做饭，孙子一个人在楼上玩。等老黄做好饭喊孩子下来吃，喊了好几声没人应，上楼一看，孩子用一条毛巾绑在三楼的窗框上，整个人已经吊在那里了。救护车来的时候人就不行了。
后来我才听说了更离奇的事。这孩子走之前的一个月里，一直在跟他爷爷说，他看见一个很奇怪的人，总是在他不注意的时候出现，想方设法要把他带走。有时候是从窗户外面伸进来一只手，有时候是从床底下爬出来一个影子。他爷爷起初以为是孩子看动画片做噩梦了，没当真。可孩子说得有鼻子有眼的，而且越来越频繁，老黄心里也发毛了，还专门去了趟村委会，问能不能调监控看看是不是有陌生人在村子附近转悠。
但除了这个孩子，没有任何人见过那个“奇怪的人”。
没有监控拍到，没有邻居撞见过，连家里的狗都没有异常反应。
老黄后来跟人说起这些事的时候，老泪纵横，说要是当初信了孩子的话就好了。
可谁又能想到，一个八岁的孩子会用这种方式走呢。
我听完这些，后背一阵一阵地冒冷汗。我下意识地看了一眼怀里的儿子，他正歪着脑袋靠在我肩窝里，呼吸均匀，睡得很沉。
那天夜里，我做好了通宵的准备。我坐在儿子床边，等着那个时间点到来，等着他像往常一样突然惊醒，等着他指向墙角哭着说怕绿色的龟龟。
十点过去了。十一点过去了。十二点也过去了。
他一夜安睡。
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，烧退了。没有反复。傍晚的时候我提心吊胆地盯着体温计，三十六度五。晚上我又坐在他床边等到深夜，他翻了个身，把被子蹬掉了，我给他盖好，他又翻了个身，嘴里含混地嘟囔了一句什么。我凑过去听，听不清楚，但语气是平和的，不像以前那种恐惧的哭喊。
我坐在黑暗里，忽然想起了隔壁那个八岁的孩子。我想起他爷爷跟人说他见过一个奇怪的人，想方设法要带走他。我想起他说了一个月，没有人信。我想起他走了的第二天，我儿子的病就好了。
这个念头像一根冰针扎进我的脑子里，我不敢往下想，但那个结论就那样清晰地摆在面前，像一块无法搬动的石头——是不是那个“奇怪的人”本来要找的是我儿子，是隔壁那个孩子替我儿子挡了？
或者说，是隔壁那个孩子用他八岁的生命，把什么东西从我儿子身边引开了？
我不知道。我不想知道。
那天之后，我儿子的身体彻底好了。能吃能睡，再也没有半夜哭过，再也没有发过不明不白的烧。那盆失踪的乌龟，我再也没找过，也没养过。
只是每年清明和农历三月十二那天，我都会往隔壁的方向烧些纸钱。不是为了什么，就是觉得心里过不去。
有时候半夜起来给孩子盖被子，我还会下意识地看一眼墙角。那里什么都没有，只是一面刷了白漆的墙。
可我总觉得，墙上好像少了一双本该在那里的小手印。
隔壁那家人后来搬走了。老黄走的时候，把那栋三层小楼锁了院门，铁锁上锈迹斑斑。我偶尔经过，看到二楼的窗户黑洞洞的，像一只合不上的眼睛。
我儿子今年六岁了，已经完全记不得两岁半时的事了。有次他翻到一张我从前拍的照片，指着上面那个红色塑料盆问我，妈妈，这是什么呀？
我说，没什么。
他把照片放下了，跑去看动画片了。
我一个人坐在那里，看着那张照片，盆里的水清亮亮的，十几只乌龟趴在盆沿上晒太阳。那时候我儿子还不到两岁，正蹒跚着学走路，每次走到盆边就会蹲下来，伸出胖乎乎的小手去戳那些乌龟壳。
那些乌龟后来去了哪里，我始终没有找到答案。
有些事，也许不该去找答案。
那年之后，我以为一切都过去了。
儿子一天天长大，能吃能睡，活蹦乱跳的，跟村里其他孩子没什么两样。我有时候会想起隔壁那个孩子，心里不是滋味，但日子总归是要往前过的。我甚至渐渐不太害怕了，觉得那些荒唐事已经翻篇了。
直到去年。
我儿子五岁了，上了幼儿园，学了不少话，也懂事了不少。他有时候会跟我说一些有的没的，什么幼儿园的小朋友啦，什么路上的小猫啦，都是些寻常话。可有一天晚上，我在厨房洗碗，他搬了个小凳子坐在厨房门口，忽然说了一句让我浑身发凉的话。
“妈妈，那个哥哥又来了。”
我手一抖，碗差点摔进水槽里。我转过身看他，他坐在小凳子上，手里拿着一个变形金刚，两条腿晃来晃去的，语气很平常，像是在说今天天气不错。
“什么哥哥？”我问，声音比我预想的要紧。
“就是以前老是来找我玩的哥哥呀，”他头都没抬，专心致志地掰着变形金刚的胳膊，“后来好久没来了，今天又来了。”
我蹲下来，看着他的脸。他的表情很平静，没有害怕，甚至带着一点高兴，就像在说一个久别重逢的朋友。
“他跟你说什么了？”我问。
“他说他住在隔壁，但是搬家了，现在又回来了。”儿子抬起头看了我一眼，笑嘻嘻的，“他还说他爬得好高好高，问我有没有看过。”
我感觉自己的血液都凉了半截。隔壁，搬家，爬得好高好高。我攥着洗碗布的手在发抖，但我没有在孩子面前表现出来。我问他那个哥哥长什么样，他说穿着绿色的衣服，脸白白的，头发有点长。
“那他现在在哪儿？”我几乎是咬着牙问出这句话的。
儿子指了指厨房的窗户。
我猛地转头看过去。窗外是院子，院子外面是巷子，巷子对面就是那栋锁着院门的三层小楼。二楼的窗户黑洞洞的，像一只合不上的眼睛。院子里不知道什么时候长了一棵构树，枝条伸出来，在风里慢慢晃着。
什么都没有。
“他走啦，”儿子说，语气里带着一点失落，“他说下次再来找我玩。”
那天晚上我一夜没睡。我想了很久，最终还是决定先不声张。孩子没有表现出任何恐惧和不适，跟两岁半那会儿完全不同。也许只是小孩子想象出来的玩伴？也许他在幼儿园听过什么故事，自己编出来的？
可“爬得好高好高”这个词，一个五岁的孩子是编不出来的。
接下来的事情发展，完全超出了我的预料。
那个“哥哥”开始频繁出现。有时候是傍晚，有时候是周末的上午，儿子会突然跟空气说话，或者跟什么人分享他的零食。我偷偷观察过，他不是在自言自语——他有明显的停顿和等待，像是在等对方回应。有一次我听到他说“这个草莓味的可好吃了，你尝尝”，然后把一颗草莓伸向身边的空气，等了几秒钟，又把草莓塞进了自己嘴里，说“你不吃我吃了啊”。
我甚至去调了家里的监控。监控画面里只有我儿子一个人，对着空气说话，对着空气笑，把零食举向空无一人的方向。但那种姿态和节奏，实在不像是一个孩子在玩过家家。他像是在跟一个真实存在的人互动，只是那个人不在监控的镜头里。
我每天都在纠结。要不要再去请人看看？可上次那些折腾，瞎子、床头婆、解阴债，没有一个有用的。而且孩子现在没有任何异常——他不哭不闹，不发高烧，能吃能睡，甚至还因为有了这个“朋友”而变得更加开朗。如果这个“哥哥”真的是隔壁那个孩子，他当初替我的儿子挡了那一劫，现在回来找我的儿子玩……
我不忍心把他赶走。
可我又怕。怕这次回来不一样，怕有什么我不知道的变化。
事情出现转折，是上个月。
那天晚上我哄儿子睡觉，他忽然拉着我的手说：“妈妈，哥哥说他以后不能来了。”
我心里一紧，问为什么。
“他说他要走了，去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，要过很久很久才能回来。他说他这次回来就是想看看我好不好，现在看到我好了，他就放心了。”儿子说这些话的时候，神情比平时认真很多，像是一个大人在转述一件重要的事情。
“他还说什么了？”
“他说，谢谢你每年的纸钱。”
我的眼泪一下子就掉下来了。儿子不知道纸钱是什么，他只是原封不动地转述了那句话。那些年我偷偷在三月十二烧的纸钱，我以为只有天知地知，可那个孩子知道。
他都知道。
那天之后，“哥哥”再也没有出现过。我儿子偶尔还会提起，但慢慢地也就不提了。幼儿园有了新朋友，他的注意力转移到了那些活蹦乱跳的小朋友身上。
那栋三层小楼还在，锁着的院门还在。构树的枝条越长越长了，春天的风一吹，哗啦哗啦地响，像是在跟谁打招呼。
前几天我路过的时候，发现有人来给那栋楼刷了外墙。灰扑扑的墙面变成了奶黄色，黑洞洞的窗户换上了崭新的铝合金窗框，亮晶晶的玻璃反射着天光，不再像一只合不上的眼睛了。
我想，他是真的走了。
这次是真的走了。
我站在原地看了一会儿，忽然想起一件事。我儿子的生日是农历三月初十，隔壁那个孩子出事那天，是三月十二。
差了整整两天。
就差了两天。
我到现在也不知道，那年三月十二的傍晚，那个孩子独自爬上三楼的时候，到底看到了什么，到底被什么带走了。他爷爷说他之前一个月都在说有个奇怪的人想带走他，可没有人信。他走之后的第二天，我儿子的病就好了。
是他把那个东西引走了，还是那个东西本来要找的就是我儿子，他替了我儿子？
又或者，这两者之间根本没有区别。
我没有办法知道答案。但我可以确定一件事——那个八岁的孩子，在生命的最后一个月里，独自承受着一种没有人相信的恐惧。那种恐惧足以让一个孩子做出无法挽回的选择。而在我儿子最需要帮助的那一个月里，是那个孩子用最惨烈的方式，把什么东西从我儿子身边带走了。
有些债，不是烧纸钱就能还清的。
但除了烧纸钱，我也不知道还能做什么。
今年三月十二，我照样在巷口烧了纸钱。火苗蹿起来的时候，巷子里突然起了一阵风，把纸灰卷起来，高高地盘旋了一圈，然后朝着那栋新刷了墙的房子飘过去。
我站在那里，看着那些灰色的碎片慢慢落下来，落在奶黄色的墙根底下。
我好像听到一个很轻很轻的声音，像是有人在很远的地方说了一句“再见”。
也可能只是风吹过构树的声音。
我转身回了家。儿子正在客厅里看动画片，笑得前仰后合。阳光从窗户照进来，落在他身上，暖洋洋的。
我蹲下来抱了抱他，他莫名其妙地看了我一眼，说：“妈妈你干嘛呀，压到我脚了。”
我松开他，笑了。
有些事情没有答案，但也许不需要答案。有些告别没有声音，但也许那就是最好的告别。
只希望那个孩子在很远很远的地方，也能晒到这样暖洋洋的太阳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