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382章 黄土·血海·迁徙令(下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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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“那你的意见是?”

  “放弃南京,迁都武汉或重庆。”白崇禧说得很直接,“保存实力,以空间换时间,做长期抗战准备。”

  有人反对:“南京是首都!不战而弃,国际观瞻何在?民心士气何在?”

  “打输了再弃,就有观瞻了?”白崇禧冷笑,

  “上海我们打了三个月,伤亡三十万,结果呢?南京再打,只会输得更惨。”

  会议室吵成一团。主战派和主撤派各执一词,谁也说服不了谁。

  蒋介石一直没说话。他听着双方的争论,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击。

  其实他心里早就有了决定——必须撤。上海的战败已经证明,正面硬拼拼不过日本人。

  但他不能立刻说出来,他要等,等一个合适的时机,等一个能说服所有人的理由。

  会议从上午开到傍晚,没有结果。散会后,蒋介石独自走上阳台。

  南京的秋夜已有凉意。

  远处紫金山的轮廓在暮色中模糊不清,山下隐约能看见工兵在修筑最后一道防线——

  那些沙包和铁丝网,在日军的重炮面前,能撑多久呢?

  宋美龄走过来,给他披上外套:“达令,决定了吗?”

  “决定了,”蒋介石说,“迁都重庆。”

  “什么时候宣布?”

  “等南京打起来再说。”蒋介石的声音很冷,

  “总要打一打,给国内外一个交代。”

  “但告诉陈诚,撤退的通道必须提前准备好——长江上的船,去武汉的火车,还有……”

  他顿了顿:“政府机关的文件、档案,特别是国库的黄金和外汇,要第一批运走。”

  宋美龄点头。她看着丈夫的侧脸,这张脸在上海开战前还充满自信,现在却爬满了疲惫和焦虑。

  “英美那边……”她试探着问。

  “还在观望,”蒋介石苦笑,

  “美国人在卖石油给日本,英国人在香港扣我们的军火。美龄,我们只能靠自己。”

  两人沉默地看着南京的夜景。

  这座城市曾是六朝古都,见证过无数兴衰。现在,又要见证一场惨烈的沦陷。

  “汉卿那边……”宋美龄忽然提起张学良,“他还关在江西?”

  “嗯。”

  “要不要……让他出来?毕竟他是抗日将领,在军民中……”

  “不行。”蒋介石斩钉截铁,“放他出来,第一个反的就是我。”

  宋美龄叹了口气,不再说话。

  她知道,丈夫的心病,这辈子都治不好了。

  十月二十五日,长春伪满皇宫。

  溥仪坐在“同德殿”的办公室里,面前摊着一份文件——《日满经济统制协定草案》。厚厚的几十页,日文和中文对照,条款密密麻麻。

  根据这份协定,伪满洲国境内所有重要产业——

  鞍山的钢铁、抚顺的煤矿、本溪湖的铁矿、大豆粮食的生产和出口——全部由日本“满洲重工业株式会社”和“满洲拓殖公社”控制。名义上是“日满合资”,实际上日本人占股都在七成以上,且掌握绝对管理权。

  也就是说,他这个“皇帝”治下的土地和资源,绝大部分已经不归他管了。

  “陛下,”吉冈安直站在办公桌前,笑容可掬,

  “只要签了这份协定,皇军就能获得稳定的资源供应,更好地建设‘大东亚共荣圈’。”

  “这也是‘满洲国’对帝国友谊的体现。”

  溥仪的手在抖。

  他努力控制住,拿起笔。

  笔尖悬在签字处,却落不下去。

  “陛下?”吉冈的声音里带上一丝冷意。

  “朕……朕想问问,”溥仪的声音发干,“这些产业……以后盈利了,‘满洲国’能分多少?”

  “当然会按股份比例分配,”吉冈说得很自然,

  “不过前期需要大量投入,盈利可能需要几年时间。陛下放心,帝国不会亏待‘满洲国’的。”

  骗鬼的话。溥仪心里想。

  但他还是签了字。

  吉冈满意地收起文件,又说:

  “另外,关东军司令部希望陛下能发表一篇广播讲话,号召‘满洲国’民众全力支持圣战。特别是粮食,现在前线需要大量军粮……”

  “粮食?”溥仪抬起头,“去年不是已经征收过一次了吗?民间存粮不多了……”

  “所以要陛下出面,”吉冈的笑容变得意味深长,

  “陛下是‘满洲国’的皇帝,您的话,百姓会听的。”

  “毕竟……饿几顿肚子,总比被‘反满抗日分子’害了性命好,对吧?”

  赤裸裸的威胁。

  溥仪感觉胸口一阵闷痛。

  他想起上个月看到的密报——黑龙江几个村庄因为交不出足够的粮食,被宪兵队以“通匪”罪名屠了村。

  男女老少,一个不留。

  而他,要替日本人要粮。

  “朕……朕知道了。讲话稿……你们拟好了吗?”

  “已经拟好了,”吉冈从公文包里拿出另一份文件,

  “陛下照着念就行。广播时间定在下周二晚上八点,全‘满洲国’的电台都会转播。”

  吉冈离开后,溥仪一个人在办公室里坐到天黑。

  侍卫进来点灯,看见他脸色苍白,小心翼翼地问:“陛下,要不要传御医?”

  “不用,”溥仪摆摆手,“你们都出去。”

  人都走了,他才从抽屉最底层拿出一个小木盒。

  打开,里面是一枚玉玺——

  不是现在用的“满洲国皇帝之宝”,而是当年在紫禁城时用的“大清皇帝之宝”。

  白玉质地,螭龙钮,印文是满汉合璧。

  这玉玺是他从天津偷带出来的,日本人不知道。

  他抚摸着冰凉的玉玺,想起登基那天的情形——

  紫禁城太和殿。

  那年他三岁,穿着小小的龙袍,坐在巨大的龙椅上,脚下跪着黑压压的文武百官。

  虽然不记得细节,

  但那种被万人朝拜的感觉,那种“普天之下莫非王土”的威严,却深深刻在记忆里。

  而现在呢?

  他是什么?一个傀儡,一个替日本人要粮的喇叭,一个连自己妻子都保护不了的可怜虫。

  婉容……她现在在哪里?还在写文章骂他吗?

  也许她骂得对。

  他活该被骂。

  眼泪滴在玉玺上,他赶紧擦掉。不能哭,哭了就真的什么都没了。

  至少,他还有这个玉玺。至少,爱新觉罗氏的传承还在。

  这个念头支撑着他,把最后一点尊严,最后一点自我,牢牢锁在心底最深处。

  十月二十八日,延安。

  张宗兴第一次见到周恩来,是在杨家岭的一孔普通窑洞里。

  和他想象的不一样——

  没有卫兵森严,没有繁文缛节,就是一间简朴的会客室,几张木椅,墙上挂着地图,桌上摆着茶壶茶杯。

  周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灰布军装,脚上是布鞋,

  但身姿挺拔,眼神明亮。他和三人一一握手,握手很有力。

  “陈致远同志,欢迎你,”他先对陈致远说,

  “你的情况我们了解过,德国留学,无线电专家。延安条件简陋,但需要你这样的技术人才。”

  陈致远激动得脸都红了:“周副主席,我……我一定尽力!”

  “李文同志,路上辛苦了。听说你发报技术很好?”

  “还……还行,”李文紧张地说,“跟李叔学的。”

  “李叔?”周恩来敏锐地捕捉到这个称呼。

  李文低下头:“就是……就是石臼所那个卖香烛的老李。他……他牺牲了。”

  窑洞里安静了一瞬。周恩来点点头,声音温和但郑重:“我们会记住他的。”

  最后轮到张宗兴。

  周看着他,看了好一会儿,才说:

  “张宗兴同志,杜月笙先生托人带过话,说你很可靠。司徒美堂先生也多次提过你的名字。”

  张宗兴心里一暖:“他们还……好吗?”

  “暂时安全,”周恩来说,

  “杜先生还在上海周旋,司徒先生不日将转移香港。他们在用自己的方式战斗,和我们一样。”

  张宗兴点点头,心里踏实了许多。

  “说说你吧,”周恩来示意大家坐下,亲自倒了茶,

  “接下来有什么打算?如果想留在延安,我们欢迎。如果想回前线,也可以安排。”

  陈致远立刻说:“我想留下!我可以建无线电实验室,培训报务员,还可以研究日军的通信密码……”

  “好,”周恩来点头,“正好,我们准备成立一个无线电通信学校,你来当技术顾问。”

  李文也说想留下:“我……我想学更多东西。”

  轮到张宗兴,他却沉默了。

  周恩来也不催促,慢慢喝着茶,等他开口。

  “我想……”张宗兴终于说,“回敌后去。”

  “去哪里?”

  “华北,或者东北。”张宗兴抬起头,

  “我在上海做过地下工作,懂帮会的运作方式,也打过仗。在延安……我可能发挥不了最大作用。”

  周沉思片刻:“敌后确实需要你这样的人。”

  但你要想清楚——

  那里比延安危险十倍。

  日本人的‘扫荡’很残酷,很多同志……”

  “我想清楚了。”

  “好,”周不再劝,

  “我给你写介绍信,你去八路军总部报到。”

  “不过,在走之前,在延安多看看,多听听。这里有很多东西,和上海不一样,和国统区也不一样。”

  会见持续了一个多小时。

  周问了上海的情况、路上的见闻,

  也介绍了延安的生产运动、整风学习,还问了陈致远对建立无线电网络的具体想法。

  临走时,周送他们到窑洞门口。

  秋日的阳光很好,照在黄土坡上,一片金黄。

  “张宗兴同志,”周最后说,“有句话我想告诉你——中国很大,路很多。”

  “你在上海走的路,司徒先生走的路,杜先生走的路,都是路。而延安,是另一条路。”

  “条条道路,只要方向是对的,最终都会通向同一个地方。”

  “什么地方?”

  “一个独立、自由、富强的新中国。”周的声音很轻,但每个字都像钉子一样钉进心里,

  “也许我们看不见那天,但后来的人能看见。这就够了。”

  张宗兴深深鞠了一躬。

  走出杨家岭,三人沿着延河慢慢走。

  河岸边有战士在开荒,学生在唱歌,妇女在纺线。

  热火朝天,一切朴素,又充满力量。

  陈致远忽然说:“我想把名字改了。”

  “改什么?”

  “陈致远……是父亲取的,意思是‘宁静致远’。”

  “但现在,”他看向远方,“我想叫‘陈烽火’。烽火连天的烽火。”

  李文也说:“那我也改,叫……李传薪。薪火相传的传薪。”

  张宗兴笑了。

  他没说要改名字——张宗兴这个名字,已经刻上了太多东西:

  上海的霓虹、张学良的嘱托、司徒美堂的铜钱、杜月笙的雪茄、李婉宁的眼睛……改不掉了。

  但他心里有些东西,确实在变。

  在延安的半个月里,

  他参观了抗大、鲁艺、被服厂、兵工厂;

  听了伟人的演讲,参加了生产劳动,和战士们一起挖窑洞;

  看见了什么是“军民鱼水情”,什么是“自力更生”,什么是“为人民服务”。

  这些词在上海时也听过,但在这里,他看见了实实在在的样子。

  十一月初,张宗兴拿到了去八路军总部的介绍信。出发前夜,苏婉清来找他。

  两人在延河边散步。

  河水幽幽,

  月光下泛着幽冷银光,对岸群山绵延如翡。

  “决定了?”苏婉清问。

  “嗯。”

  “去哪里?”

  “先去五台山,八路军总部。然后……可能去冀中或者冀南,听说那边斗争很残酷,缺有经验的干部。”

  苏婉清沉默了一会儿,说:“我可能也要走。”

  “去哪儿?”

  “西安。组织上安排我去做统战工作,接触国统区的民主人士和文化界。”

  她顿了顿,“我们……可能很久见不到了。”

  张宗兴点点头,没说话。

  往事历历在目,万语千言堵在胸口。

  可是……又能怎样呢?

  天涯海角,乱世烽烟,梦里梦外,个人的情愫在这样的大时代里,该飘向何方,又能在何处安放?

  今生之缘,问情归处?不过是处处芳草,处处天涯罢了。

  一股灼热的涩意涌上张宗兴的喉头,像有万千无形的刀剑在翻搅嘶鸣。

  他感到一阵窒息般的痛楚,几乎要将那些滚烫的字句冲破胸腔——

  他想问她今后如何,想问她是否安好,甚至有那么一瞬间,一个荒唐而柔软的念头攫住了他:

  若能抛开这一切,寻一处青山绿水、寻常巷陌,

  与她,婉容、婉宁、铁锤、司徒老哥,杜老哥,那些牵挂的人,安度烟火平生,该有多好。

  然而,这念头才刚冒起,便被他心中那更宏大、更沉重的浪潮狠狠拍碎。

  他几乎要在心底发出悲凉而自嘲的笑。

  江湖!乱世!何为英雄?

  纵有满腔热血、一身肝胆,在这破碎的山河与滔天的巨浪面前,个人的一点微末念想,又算得了什么?

  不过是……无可奈何。

  他终究还是什么也没有说出口。

  所有的惊涛骇浪,最终只化作喉结一个艰难的滑动,和眼底深处一丝难以察觉的、破碎的光。

  他点了点头,沉默像一道无形的墙,又像一条深不见底的河,横亘在两人之间。

  “李婉宁小姐,”苏婉清忽然提起,“如果有她的消息……”

  “我会告诉你。”

  “你也是。”

  两人在河边站了很久。夜风渐凉,远处传来熄灯号的声音——延安的一天结束了。

  “保重。”苏婉清最后说。

  “你也保重。”

  她转身走了,灰色的身影渐渐融入夜色。张宗兴一直站到她的背影完全消失,才慢慢走回窑洞。

  第二天清晨,张宗兴背着简单的行装,一个人离开延安。

  陈烽火和李传薪来送他。陈烽火塞给他一个小本子:“这是我整理的无线电基础知识,还有日军常用密码的破译思路。路上看。”

  李传薪给了他一包干粮:“路上吃。”

  张宗兴拍拍两人的肩:“好好干。等战争赢了,上海见。”

  “上海见!”

  他转身走上黄土路。走出很远,回头再看,延安的宝塔还在晨雾中矗立,窑洞的灯火星星点点。

  这个曾经陌生的地方,此刻竟有些不舍。

  但他必须走。他的路不在这里,在更远的前方,在战火纷飞的敌后,在需要他的地方。

  路还很长。

  但这次,他知道自己为什么而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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