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442章 财政收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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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时间飞快逝去,眼见景泰四年就来到了尾声。

  全国清丈大业,已经取得了阶段性成果。

  年初时,满朝文武都认定此事绝无可能办成——阻力太大了。

  然而,凭借新官制的推行、句读之争对文官士绅注意力的分化。

  顶级勋贵的公开站台、卫所裁撤对武将压力的缓解。

  再加上对宗室毫不手软的强硬手段……

  在这般环环相扣的布局之下,这件看似不可能的事,竟真的做成了。

  更妙的是“先征后退”这一手。

  此法看似承认了各色人等的特权,实则却将他们牢牢限制住。

  真真正正做到了——大明的每一亩地,都能缴上田赋。

  在此情形下,今年秋税的成果,令户部、乃至整个朝堂都为之震动。

  腊月的第一个朝会上,张凤满面红光地奏报:“禀陛下,禀王爷。今年秋税所收田赋,共计三千一百余万石!”

  此言一出,满堂哗然,议论之声四起。

  纠仪御史连声高喝,才勉强压制住场面。

  工部尚书石璞在一旁确认道:“张尚书,这数字……可是将夏粮也算进去了?”

  “自然没有。”张凤答得底气十足,

  “征收夏粮时,清丈才刚刚推行,尚未见效,仍与往年无异,只收得三百万石。不过,明年夏粮预计可达五百万,甚至六百万石!”

  洪武朝有记录的最高田赋,是夏粮四百余万、秋粮两千四百余万,合计两千九百余万石。

  自永乐年起,这个数字便稳步下滑。

  到了正统年间,夏粮仅能收三百万,秋粮两千万石,还多遭地方拖欠。

  明明时代在发展,人口在增长,荒地也在开垦,田赋却越来越少。

  而这次彻底的清丈,便是把那些蝇营狗苟都挖了出来,使田赋恢复了正常。

  清丈尚未彻底完成,这个数字,还有上涨的空间。

  或许有人注意到了,夏、秋两季的税赋,为何相差近五倍?

  这背后,实是无奈之举。

  明朝税收中,夏粮主要征北方小麦,秋粮则主要是南方大米。

  米麦本身产量不同,加之南方多是一年两熟,北方则多为一年一熟。

  故南多北少,秋富夏贫。

  但这并非差距如此巨大的核心原因。

  真正的关键,在于征收方式。

  在收夏粮的时候,会进行一部分的折色。

  也就是将应缴的粮食,折算成钱币、布匹、棉花等物上缴。

  还会有一部分,就近运送边关,这些不计入田赋账目。

  而南方的秋粮,特别是作为国家命脉的漕粮,则严格依照本色制度,只收实物大米。

  即便你种的是柑橘、荔枝,也得以大米缴纳部分田赋。

  如此做法,很不公平。

  北方经济本就落后,民间白银稀缺,折色制度迫使农民在市场上低价卖粮换银,深受层层盘剥。

  而经济发达、白银充裕的南方,反而要承担实物税,徒然耗费巨大的运输人力物力。

  但,却很合理。

  因为这一切,都是为了保障国家的正常运转。

  大明朝廷的重心一直在北方,首都在北方,九边军队也在北方。

  所以北方是个耗粮大户,而且是一刻都不能断的耗粮大户。

  从南方运粮,虽有损耗,但凭借长江与运河网络,尚在可控范围。

  若在北方广袤内陆强征实物粮,并组织陆路运输,其成本将高到财政无法承受。

  运河沿线沿线还好,但对于对于山西、陕西、河南大部、河北西部等广袤的内陆地区,粮食无法通过漕运直达。

  在没有现代公路和卡车的时代,陆路运输主要靠人力和畜力。

  粮食在运输途中,大部分都会被运输队伍本身在途中消耗掉。

  因此,北折南本的税收格局,成为了大明在特定地理与经济条件下,为维系帝国生存而做出的最不坏的制度选择。

  用南方的粮食和北方的银钱,共同支撑起了这个政治与经济中心严重撕裂的庞大帝国。

  报完田赋,张凤又说起商税来。

  “自开海以来,商贸发达。海内外收入商税,计银元四百零三万块。”

  这还没算通过海贸赚取的粮食,折色之后,估计又能增加二三十万块。

  还有,石见银矿今年运回来七十万两白银,铸成银元又是逾八十万块。

  总收入,稳稳突破五百万块银元。

  喜事啊,百官听后,皆是脸露喜色。

  以往的朝廷,粮食收得多,银钱之类的货币却少得可怜。

  尤其是洪武朝,一年货币税,只有只有几十万。

  是的,连一百万都没有。

  而如今,仅商税一项,银元收入就超过了五百万。

  这,正是朱祁钰敢于改革俸禄制度,敢于更改官制,一口气增设数万官员的底气。

  国家确实是富了。

  但朱祁钰不是汉文帝,不会任由银钱堆在库中发霉,连串钱的绳子都烂掉。

  他要把这些钱都花出去,让钱流向民间,让百姓手中有钱。

  唯有如此,才能盘活整个经济,让物品真正流通起来。

  还能让那些因“折色”而苦了一辈子的北方农民,能上喘一口气。

  他们为这个帝国,付出得实在太多了。

  为此,朱祁钰准备在大明朝,开启一个前所未有的大基建时代。

  大举兴修水利、官道、港口……利用这些超级工程,面向全国招募民工。

  他就是要用这种方式,堂堂正正地撒币,把国库里的钱,撒到民间去。

  百姓有了钱,自然就会去消费。

  是给娃儿扯二尺新布,是打一壶好久没尝过的酒,是给家里添一把铁犁。

  这最朴素的欲望,便能带动最底层的商业繁荣,最终反哺朝廷,增加商税。

  要刺激百姓消费,最简单的办法,就是让他们手里有钱。

  而不是在那里尬吹,花钱有多么好,多么幸福。

  花钱的好处,我还要你教?

  我是不想么,我特么是没钱!

  更关键的是,老百姓通过劳动获得报酬,改善了生活,自然会对朝廷生出认同。

  这世上最坚固的城墙,不是砖石垒砌,而是这亿万民心的归附。

  南宋时期,钓鱼城军民一心,没有中央支援,也能扛住巅峰蒙古三十六年。

  更是击毙蒙古大汗蒙哥,直接改变了整个世界历史。

  欧洲人都该给钓鱼城军民磕一个。

  而同时期的临安,作为南宋首都,拥有全国最优质的资源,元军兵临城下时,却几乎是不战而降。

  这大基建时代,正是收拢民心的利器。

  把钱花在百姓身上,就是在铸造千千万万个“钓鱼城”。

  不过么,这大基建时代,朱祁钰并不准备立马公布。

  他还需要塘报配合,才能把这件事的声势放到最大。

  也不知定国公家的塘报,如今办得怎么样了……

  能不能,让本王摘个桃子呢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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